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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師殿鳥瞰圖

明代土司彭世麒墓志銘

梁厚能

曾經輝煌一時，后隱入塵煙，籍籍無名數百年的永順老司城，因2015年7月4日，在德國波恩召開的第三十九屆世界遺產大會上被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成為湖南首個世界文化遺產，從而光芒四射，名揚全球。

湘西的酉水流域古稱溪州，唐末江西吉安人彭瑊進入湘西地區，以武力征服吳著沖、惹巴沖等土酋，自后梁開平四年（公元910年）自署溪州刺史起，至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改土歸流，彭肇槐率子彭景燧主動獻土止，湘西彭氏土司歷經28代共35位，歷經九個朝代，共818年。

據史料記載，于宋紹興五年（公元1135年），土司彭福石寵將衙署從會溪坪遷于靈溪河畔的一處荒野，并以其名稱為福石城，即后來的老司城。在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土司彭肇槐再遷衙署于顆砂，于是這里成為一座廢都，彭氏土王王朝在這里經營長達589年。

老司城的規模非常龐大，一時成為古溪州的政治、軍事、文化中心。鼎盛時期，有八街九巷，有“城內三千戶，城外百萬家”之規模。清代詩人張星燦的《老司城吊古賦》稱其為“巍巍乎五溪之巨鎮，郁郁乎百里之邊城。”清代土家族詩人彭施鐸寫有《竹枝詞》一首：

福石城中錦做窩，

土王宮畔水生波。

紅燈萬盞人千疊，

一片纏綿擺手歌。

其詩生動地反映了老司城當年的繁盛景象。現在，人們吟哦著古詩，探尋于王城廢墟的殘垣斷壁間，是否可以隱約看見一個八百年土司王朝遠去的背影呢。

改土歸流已過去近三百年，老司城的輝煌早已成為歷史的記憶。但其遺址還在，作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和世界文化遺產，其歷史和文物考古價值不可估量。

人們通過衙署、書院、牌坊、碑刻、御街、烽火臺、點將臺、土王祠、祖師殿、墓葬群、涼熱洞、博射場等遺存，仍讓人感受到老司城昔日的氣勢與輝煌。特別是，在廢墟中仍可以看見一批殘存的碑碣、摩崖石刻、鐵鐘銘文，這為研究土司時期的書法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在2009年仲秋的一天，我特邀兩位書友作了一次老司城之行，親身感受了一番土司書法的魅力。

老司城，距永順縣城靈溪鎮約20公里，當時，由于砂石路面損毀嚴重，我們乘車花了一個鐘頭才到達。當然，現在道路經過升級改造，已非常便捷。那時的老司城叫司城村，原屬于麻岔鄉，前些年撤鄉并鎮后歸屬靈溪鎮管轄。這個被世人稱為“萬馬歸朝”的風水寶地，其實就是一個四周被群山環抱的河谷地帶，幾十棟青瓦木板房或擁簇或散落在一個緩坡之上，已很難找到昔日王城的影子。而滿山蒼翠的松柏，繞城而過清澈見底的靈溪河水，卻告訴我們，這是一個風景秀麗的所在。用現在的眼光來看，司城村無疑是一個偏遠落后的村落，而八九百年前土司竟將衙署從水路通達的會溪坪遷到這閉塞地方，這里除了易守難攻、便于防衛外，很難找到更充足的理由。

我們先坐小木船到下游看祖師殿，再步行返回參觀其他遺址。祖師殿位于玄武山麓，距離司城中心兩公里，始建于后晉天福二年（公元937年），明嘉靖年間重建，是老司城現今保存完整的古建筑之一。祖師殿依山傍水而建，巍峨高聳，與殿后的皇經閣、玉皇閣層疊一線，飛檐翹角，蔚為壯觀。正殿由34根大柱支撐屋頂，柱架木枋處無斧鑿痕跡，顯示了古人高超的工藝水平。

殿中右側有一鐵鑄巨鐘，呈黃褐色，高一點五米，口徑一米，鐘頂有一頭雄獅作擁抱之狀，這就是有名的“雄獅抱鐘”。鐘源于殷周，衍于秦漢，自產生以來，即被作為貴重禮器。初用于祭祀天地神祇、祖先活動的奏樂，還用于天子、諸侯、貴族宴享時的伴樂。秦、漢時，鐘的功用還得到發展，即用于令事、報時。皇帝上朝、出行即鳴鐘相告。

祖師殿的這口巨鐘，當為土司祭祀祖師活動的奏樂禮器。鐘面鑄有大小不一的文字，其中“皇圖鞏固”“法輪常轉”“帝道遐昌” “ 道日增輝”四行豎排文字，字體較大，均勻分布在鐘的四周，其余字體相對較小的文字則銘于其間。鐘面文字主要記載了與鑄鐘有關的人和事，上有“天運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歲次辛卯三月初五日庚寅艮吉造”字樣，為土司彭宗舜主造。鐘面銘文為陽文，筆畫隆起，雖歷經481年的風雨，然仍十分清晰。那“皇圖鞏固”等四行大字為隸書筆意的楷書，行筆穩健，結體端莊，布局均勻，法度森嚴。而散布其間的二三百個小字，為行書筆意的楷書，看似隨意，實則古趣橫生。在章法排列上長短不一，參差錯落，最長的有十二字，而最短的僅二三字；字體大小不一，結體因字隨行，欹正相間，盡得天趣。

守殿的老人告訴我們，在老司城的關帝宮也鑄有一口銅鐘，高六點八尺，二人才能合抱，為明萬歷十五年（公元1587年）土司彭元錦奉調征戰、凱旋后所鑄，鐘面陽刻兩百余字。在“文革”破四舊時，紅衛兵將兩口鐘用火燒，關帝宮的銅鐘被燒熔化了，祖師殿這口鐵鐘雖燒得通紅卻未熔化，故而得以幸存。

當時想不到的是，后來我還沾了祖師爺的一回光。那是申遺成功后的次年，永順方面在維修祖師殿時，邀請我書寫了一副對聯：“道步清虛登九五，德居太上遍三千”，現還懸掛在玉皇閣的門柱上。

看完了祖師殿的古鐘，我們沿著松柏古道返回。這條路建于明代，是為土司方便去祖師殿而修的，當時土司命人在路邊栽了數百棵松柏作為行道樹。現在樹已大至合抱，盤根虬曲，郁郁蔥蔥，人行其間，神清氣爽。

走到村頭，我們越過幾條荊棘叢生的土坎，在若云書院遺址下的亂墳崗里找到了一座古碑。碑很不起眼，與周圍的墓碑相比顯得十分矮小。碑為類式磨刀石的砂巖打制，碑面上部的字跡仍十分清晰，而下部分已全部剝落。殘存的碑文為 “誥封正一品命服太夫人顯妣……生于明天啟癸亥年十月十四日；歿于周丁巳年三月二十四日；周肆年歲次丁巳年冬月初三日孝……”。碑文全部為陰刻楷書，筆畫清麗，結體疏朗。我想，被皇帝誥封為正一品命服太夫人的人，其自己及后人地位應當十分顯赫，這有待史學家們去考證研究。

在老司城的遺存石刻中，翼南牌坊最引人矚目。現在，牌坊仍矗立在紫金山與若云書院遺址之間的一丘柑橘園里，用鵝卵石鋪就的御街從其前穿行而過。牌坊原為四柱三門，現僅存正門。走近一看，只見牌坊有三四米高，正中橫梁上陰刻“子孫永享”四個行楷大字，行筆靈動，結構沉穩，一點一畫，顧盼生情，正所謂“靜如處子、動如脫兔”，動與靜，虛與實，柔與剛，徐與疾，方與圓，正與斜，這些看似矛盾的東西，在這里得到了和諧的統一，在曲中求直、險中求穩、拙中藏巧、平中有奇、虛實相生等一系列對比變化中產生了奇妙的藝術效果。上款為三行豎寫楷書小字“湖廣永順等處軍民宣慰使司、署理印務宣慰使、欽陛云南右布政彭翼南正嫡彭氏”。落款為“萬歷拾貳年拾貳月吉旦立”。牌坊的背面刻有彭宗啇、彭永仁、向錦等九位 “督工舍把”的姓名。

從落款文字可以看出，這牌坊立于1584年，距今440年的歷史。是土司彭永年為紀念其父即抗倭民族英雄彭翼南所立。明嘉靖年間，倭寇在我國東南沿海進行大規模騷擾破壞，明朝官兵對進犯東南沿海的倭寇屢戰不勝。年僅19歲的永順土司彭翼南和保靖土司彭藎臣等奉旨分率土兵，自備糧食和武器，行軍3000余里，趕赴蘇州府桃江地區抗擊倭寇，大獲全勝。這一歷史，《明史·湖廣土司》曾作如下記載：

“嘉靖三十三年冬，調永順土兵協剿倭賊于蘇、松。明年，永順宣慰彭翼南統兵三千，致仕宣慰彭明輔統兵二千，俱會于松江。時保靖兵敗賊于石塘灣。永順兵邀擊，賊奔王江涇，大潰。保靖兵最，永順次之，帝降敕獎勵，各賜銀幣，翼南賜三品服。先是，永順兵剿新場倭，倭故不出，保靖兵為所誘遽先入，永順土官田菑、田豐等亦爭入，為賊所圍，皆死之。議者皆言督撫經略失宜，致永順兵再戰再北。及王江涇之戰，保靖掎之，永順角之，斬獲一千九百余級，倭為奪氣，蓋東南戰功第一云。時邀功者方行賞，翼南遂授昭毅將軍。”

翼南的功勛，不僅子孫永享，更要子孫永記！

位于老司城中心的彭氏宗祠現仍保存較好，為明萬歷十九年（公元1591年）土司彭元錦所建，內供奉歷代土司王塑像。祠堂門口有一對石鼓，估計每座有數百斤，守祠的老人說，傳說是土司戰將努力嘎巴，從離此百多里的五官坪一手提一只提到老司城來的。

在祠堂的正中立有一座高2.7米、寬1.2米的石碑——德政碑，碑原立于衙署遺址左側，后移入祠內。這碑為清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為頌揚宣慰使彭弘海功德所建。碑座為蓮花石，頂為二重檐，檐口瓦面雕花，旁扶石柱。碑額陽刻篆書“甘棠遺愛”四字，石柱陽刻篆書對聯“一片石銘恩德厚，千秋人頌山碑新”。碑面正中陽刻有楷書“欽命世鎮湖廣永順等處軍民宣慰使司宣慰使都督府致仕恩爵主爺德政碑”。千余字的碑文均為陰刻方寸小楷，記載了司城“承轄五十八旗，三百八十峒，軍民扶老攜幼，蟻集司城”的盛況，彭弘海“天性仁厚，舉無失軌，去猛存寬，用賢遠佞……功在朝廷，德留疆土，足以垂法于后世”的功德，等等。背刻各官首領姓名。

為王公貴族立碑歌功頌德由來已久，最早的可追溯到秦朝李斯的泰山、瑯琊石刻。既然是歌功頌德，大多為溢美之詞。從落款看，碑文為己卯科舉人朱鴻飛撰寫，書丹雖未注明為何人，我想當為同一人也。也許受字數和碑面大小的限制，書寫者沒有了自由發揮的空間，碑文只能書寫在預定的位置，因而在章法上就少了變化，顯得四平八穩。字雖小，但寫得清秀典雅，一絲不茍，近于唐代寫經小楷，沒有經過科舉考試的人，是難以寫出這種嚴整劃一的字的。

據記載，在祠堂曾立有《彭氏祠堂碑記》，為明萬歷年間土司彭元錦所立；在老司城還有一塊土司彭宗舜的昭勛碑，可惜我沒能一飽眼福。

在祠堂的一間庫房里，我們找到一堆刻有文字的碑版，碑面普遍較小，大的二三尺，小的一尺多見方。守祠老人告訴我們，這些都是墓志銘，是從紫金山的土司墓群搬來的。

后來得知，據文物部門考證，老司城歷代土司及其貴族墓葬有109座，分布在老司城周圍的群山谷地之中。文物部門先后四次對墓地進行發掘清理，共發現土司墓志銘三方，為《彭翼南墓志銘》《彭世麟墓志銘》《彭宗舜墓志銘》，此外還有土司眷屬墓志銘九方，志蓋五方。

據本人初步考證，墓志銘的書法作者有八人，其中不乏歷史上的著名人物。如，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探花、內閣首輔徐階，工部尚書童瑞，著名理學家王陽明之父王華的同榜進士文澍等。

這批墓志銘除兩塊刻有篆字的字體較大外，其余均為蠅頭小楷。書寫十分工正，鐫刻也精微。

從文獻知，1981年4月在老司城衙署遺址曾出土一枚土司官印。印為銅質，正方形，重1300克。印文系朱文，一半篆刻“永順等處軍民宣尉使司印”，另一半鐫刻內容相同的滿文。背面刻有小楷字“永順等處軍民宣慰使司印，禮部造，康熙十九年二月，康字五千二百十六號”。

老司城里的金鑾寶殿再好，坐久了也會膩人，土司王于是就想著法子到處巡游，找樂子。在距老司城約二十公里的猛洞河東岸的高立山，有一巨石，上刻有“觀獵臺”三個楷書大字，落款為“都宣慰使思齊捕獵游此記云”。思齊為土司彭世麒的號。相傳每年的寒冬臘月和正月間的初一至十五，他便帶著家眷和侍衛，騎馬坐轎到高立山觀獵取樂。每當這時，其屬下便派人在此圍獵，供土司觀賞。若有捕獲，首先供他美餐。土司認為此地是觀獵的好地方，于是題寫“觀獵臺”三字，命人刻于此，以示紀念。

傳說也許有附會的成分，然字跡卻實實在在留在那兒。這三個碩大的顏體字，結體方正茂密，筆畫橫輕豎重，筆力雄強圓厚，氣勢莊嚴雄渾，雖經五百年風霜雨雪的侵蝕，但仍清晰可辨，與山川融為一體。土司的輝煌早已化入塵土，如煙飄逝，而這摩崖石刻卻依然活著，在時間的滄桑中眨著睿智的文明之光！

“觀獵臺”石刻，為目前在老司城所能見的最早的文字實物之一。也就是說，從后晉天福五年（公元940年）立溪州銅柱至此這五百余年間，即占土司統治時間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沒有留下任何文字遺跡。這是為什么呢？有可能被毀掉了，也有可能本來就沒有。明朝皇帝為加強對土司的控制，要求各土司立縣學，并規定凡承襲土司土官的必須入學。據史志記載，土司彭世麒、彭明輔、彭元錦等曾就讀于周邊的酉陽、沅陵，從土司彭元錦開始，設立了若云書院，招集土司土官子弟入學，延請外地名師為之授課，這樣土司文化才發展起來，明代以后的歷任土司均精通文墨。而在此以前，沒有關于土司讀書求學的記載，是否在此以前，土司土官都是文盲呢？

在靈溪上游約一公里的河碧花潭左岸絕壁，發現三處土司摩崖石刻，其中一處為“正德年來，率諸士夫乘舟游樂之勤，因名剏碧花莊，思齊書”。楷書，四行二十三字，顏體風格，古樸蒼勁。

此后，我花了六年多時間七次對靈溪河的土司摩崖石刻，進行了全面考察，共發現爽巖洞、石橋仙渡、松云潭、鐘靈山、絲柳口等十四處土司摩崖石刻遺存，并寫出了萬余字的研究文章，發表在《中國書法》雜志，這當然是后話了。

永順土司管轄之地屬土家族地區，土家族是有語言無文字的民族，在明朝中央政權的強力推動下，使土司掌握了漢文化，受到了漢文化的熏陶，學習了書法，學會了吟詩作對，他們也像漢族文人一樣，游山玩水，揮毫潑墨。這樣，老司城靈溪沿岸在明代出現眾多土司摩崖石刻，也就順理成章了。

參觀了老司城遺址上的書法遺存，使我對神秘的土司文化，特別是書法藝術，有了一個較全面的了解，真可謂內涵豐富，是我們湘西乃至我國難得的書法藝術寶庫，當然也是世界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圖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