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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在海報前合影。

馬伯庸分享趣味故事和寫作經驗。

手持門票，走進故事。

文/團結報全媒體記者 彭寧 龍俊玉 通訊員 向菲 圖/團結報全媒體記者 田華

穿著最基礎的白T恤和深色褲子，45歲的馬伯庸親切得就像鄰家一位大哥哥，出現在湘西讀者面前。

9月24日晚，容納600余人的吉首大學演奏廳座無虛席，作家、編劇馬伯庸以《歷史中的大與小》為主題，與湘西文學愛好者展開分享。

他一上來就講了個身邊的小故事：如何用一個極富畫面感的敘述，巧妙說服母親不再催促他生二孩。他笑著引出主題：“人常常記不住道理，卻記得住故事和畫面。講道理不如講故事，歷史也一樣。”

大歷史里的小故事

整場分享，馬伯庸其實都在做一件事：講故事，講大歷史中那些被塵埃掩埋的小故事。

第一個故事關于高僧玄奘的“歸鄉淚”。

玄奘西行取經，是位名垂青史的“大人物”。但馬伯庸并未重述他穿越沙漠的艱險或譯經弘法的偉業，而是將他還原為一個離家四十多年的普通游子。五十歲時，玄奘重返故里，卻發現唯一的親人只剩一位老姐姐。在父母墳前，他“追惟平昔，情不自寧”，痛哭失聲。

“那一刻，他不是高僧，只是一個想念父母的孩子。”馬伯庸說，“我們總以為歷史人物是‘神’，但他們也會哭、會想家、會脆弱。人性才是最大的公約數。”

第二個故事，關于一封兩千年前的家書。

出土于湖北云夢睡虎地的這兩封信，被稱為“中國最早的家書”。兄弟二人在信中問候母親安康后，便“圖窮匕見”地開始要錢要物。“母親，寄點錢和夏衣來啊！”“絲布太貴，直接寄錢就好！”“千萬別寄太少！”馬伯庸笑問：“這語氣，是不是像極了今天的大學生月底向爸媽‘求救’？”

然而，信的結局令人唏噓——它們是在大哥“衷”的墓中被發現的。黑夫與驚，最終很可能戰死沙場，再未歸家。“‘一將功成萬骨枯’，我們常常只記得‘將’，卻忘了‘骨’。而歷史，正是由無數這樣的‘骨’支撐起來的。”馬伯庸說。

第三個故事，來自兩塊磚。

在成都武侯祠的“大三國志展”上，馬伯庸注意到兩塊銘文磚。一塊燒制于公元170年，磚匠刻下“倉天乃死，當搏”抒發受壓之憤——這比黃巾起義的著名口號早了14年。另一塊刻于公元280年，一位姓朱的老匠人寫下“晉平吳 天下太平”，為戰亂終結而欣喜。

“亂世的開始與結束，不是單由史官決定的，更是由一個個普通人感知、記錄并推動的。”馬伯庸說，“磚匠不會寫史書，但他們用最樸素的方式，留下了時代的情緒。”

小故事里的大人性

為什么這些微小的故事能深深打動我們？馬伯庸的答案簡單而深刻：因為人性亙古不變。

“科技會變、制度會變、朝代會更迭，但人對親情的眷戀、對壓迫的反抗、對太平的渴望，是跨越時空的共鳴。”

玄奘的眼淚、黑夫要錢的家書、磚匠的刻字——這些細微的情緒，恰恰是歷史最真實的體溫。馬伯庸稱之為“歷史的溫度”，并視之為理解歷史的鑰匙。

馬伯庸坦言，他并非科班出身的歷史學者，也寫不來帝王將相的權謀史詩。“我做了十年上班族，最懂的就是普通人的喜怒哀樂。”正是這種“普通人視角”，讓他的講述格外具有親和力。

他進一步闡發自己的“人民史觀”：歷史并非少數英雄書寫的宏大敘事，而是無數普通人愿望與行為匯聚成的長河。“每一個小人物單看都微不足道，但當千千萬萬人產生同一種訴求、同一種愿望，這種合力就會形成歷史的趨勢，推動時代向前。”

他認為，關注歷史中小人物的遭遇、選擇與作為，實則是在觸碰歷史的本質。“從細節看到人性，從小看到大，帶著這樣的溫度與同理心回望歷史，我們才能真正理解歷史從何處來，向何處去。”

互動環節，有讀者問及如何面對人生逆境。馬伯庸分享了自己的寫作起點：最初是為賺稿費，而《風起隴西》的創作，竟是為了躲避畢業論文。“逆境或許會逼你走出另一條路，而那條路可能更適合你。”

談及湘西城市文化品牌塑造，他建議：“湘西文化底蘊深厚，但今天講故事不能只停留在表面，需洞察人性共通之處。只有講清楚人性，才能打通古今，打動不同時代的人。”他認為，深厚的文化底蘊是文旅發展的寶貴素材，而關鍵在于“激活它們，找到其在當代的價值所在”。

分享會在掌聲中落幕，關于“小人物”與“大歷史”的思考，已在許多讀者心中悄然生根。

記者手記

讀與思，聚成光

團結報全媒體記者 彭寧

許多次讀馬伯庸的書，總忍不住驚嘆于他構思的精巧、視角的新奇與情感的動人。合上書頁時，一個問題總在心頭縈繞：他究竟是怎么想到的？他是吃什么長大的？

9月24日晚，聽完馬伯庸近一小時的分享，那個盤旋已久的問題，似乎有了答案。

答案說來平常，無非是“讀與思”。

比如，他從云夢睡虎地秦簡中的時間與地點信息，推斷寫家書的兄弟倆參與的應是秦滅楚之戰中的淮陽之戰——那是秦國統一進程中關鍵且慘烈的一役，李信率二十萬大軍攻楚卻遭慘敗。兄弟倆很可能寄出信后就戰死沙場，留守家鄉的大哥才會將這兩封浸透烽煙的家書帶入棺槨，盼望著在另一個世界與魂牽夢縈的弟弟團聚。

再如，他從“江乘”這一地名在孫吳建立后便廢棄不用的細節，推測出在磚上刻下“晉平吳 天下太平”的朱姓匠人當時至少已六十歲。那六十年，正是“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的三國亂世，“天下太平”成了顛沛流離中人們最樸素也最堅韌的期盼。

這些常人難以察覺的視角，這般抽絲剝繭的觀察與感悟，究竟從何而來？

我想，這絕非一時靈感，而是源于一個龐大認知系統的支撐。那是一個由海量閱讀與深度思考構筑起來的精神宇宙，讀過的每一本書、每一次認真思索，都如一顆被點亮的星辰，彼此聯結，運轉不息。

在這一系統的支撐下，他所見所感的每一粒歷史塵埃——古籍中一句閑筆、文物上一道刻痕，甚至生活中某個荒誕的瞬間——都能被瞬間激活，與萬千知識節點鏈接、碰撞，迸發出新的線索、維度與故事。

于是，我們才看到他從《明史》中關于太子朱瞻基一段近乎敷衍的記載里，演繹出《兩京十五日》中那場沿運河奔命的絕地求生；從“一騎紅塵妃子笑”的詩句背后，洞察到“一事功成萬頭禿”的艱辛內核，寫就《長安的荔枝》中關于算法、物流與人性的敘事；從華山醫院院史館泛黃的檔案里，挖掘出《大醫》中一代醫者在時代洪流中的悲歡與堅守。

而反過來，這些不斷誕生的新視角、新故事，以及創作過程中必須進行的考據與思辨，又如同回流的能量，持續充盈、滋養甚至重構著原有的認知系統。

系統滋養靈感，靈感反哺系統——這就形成一個生生不息的循環，推動認知邊界與敘事可能不斷拓展。

我想我找到了答案：馬伯庸是吃“書”長大的。

一本一本地讀，一層一層地思，筑起屬于個人的精神宮殿。再用這座宮殿里孕育的光，去照亮歷史被遺忘的角落，讓沉寂的塵埃重新發聲、長出筋骨，成為一個個活色生香的故事。

或許我們不必再驚嘆天才遙不可及。答案，就藏在最樸素的道理里：無非是苦讀的耐心、思考的韌性，是讓知識在腦中不斷聯結碰撞的自覺。

這條路漫長而孤獨，但唯有如此，靈感才能如泉奔涌，照亮來路與前程。